据彭博社报道,卡洛斯·戈恩一直对外宣称他是被日产高层陷害的,现在有一些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据知情人士和此前未被报道的内部通信显示,日产汽车高管在戈恩于2018年底因涉嫌财务不当行为被捕前的将近一年时间内就开始了策划罢免这位汽车业最知名领导人的行动。
根据最新的内部信息显示,日产高层罢免戈恩的部分动机是,这位前董事长推动日产与长期合作伙伴雷诺进一步全面合并的努力遭到了反对。
尽管日产一直坚持认为戈恩涉嫌瞒报巨额个人收入,及挪用公司资金用于私人支出等经济问题,才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逮捕,但据一些文件和对知情人士的回忆显示,一个强大的内部人士团体将对戈恩的逮捕和起诉视为一个机会,以对日产更有利的条款来改善这家全球汽车制造商与最大股东雷诺的关系。
2018年2月的一系列电子邮件,描绘了一幅有计划地罢免一名有权有势的高管的规划。这些邮件得到了参与讨论敏感信息的匿名人士的证实。而实际上,2018年11月19日戈恩才在东京被抓。
这些信息曝光之际,另一位前日产高管、戈恩助手凯利(Greg Kelly)和日产本身在东京面临即将到来的审判,同时日本政府正在寻求引渡戈恩。
2019年3月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同意戈恩保释。一个月后的4月4日,戈恩因涉嫌严重违反信托罪被第四次逮捕。4月25日,戈恩再次获得保释。2019年12月30日,保释中的戈恩离开日本神秘逃往黎巴嫩,引起轩然大波。
2018年初,戈恩曾承诺要让日产和雷诺的联盟关系不可逆转。据当时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日产高管对戈恩如何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合并感到担忧。
这些讨论的中心人物是日产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负责人纳达(Hari Nada),他后来与检方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将在听证会上指证戈恩。
根据信函,纳达在2018年年中向日产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级经理川口仁(Hitoshi Kawaguchi)写道,日产应该采取行动,“在为时过晚之前消除戈恩的举措”。
戈恩一直表示,日产对他在四项不当金融行为和违反信托的指控中是无中生有。鉴于目前被日本视为国际逃犯,戈恩拒绝通过代表对最新的内部信件发表评论。日产发言人Lavanya Wadgaonkar也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纳达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和语音邮件。去年12月离开日产的川口仁也拒绝置评,东京检察官办公室和雷诺的代表也拒绝置评。
据知情人士透露,2018年11月18日,也就是戈恩在东京羽田机场(Haneda Airport)的一架私人飞机上被抓的前一天,纳达向时任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分发了一份备忘录。
纳达呼吁终止管理联盟的协议,恢复日产购买雷诺股份甚至接管雷诺的权利。据知情人士透露,日产汽车当时还寻求取消雷诺拥有的任命首席运营官或其他更高级职位的权利。
据说纳达在给西川广人的文件中写道,戈恩的离职将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联盟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带来新的治理。
纳达称,在戈恩被捕后,日产应迅速表明自己的立场。彭博社在2019年1月报道称,雷诺对这起刑事调查一无所知。
日法合作伙伴之间的不和,最终挫败了雷诺2019年与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合并、扩大规模的竞购,也阻碍了双方在战略和新车型方面的合作。受产品老化和成本高企的影响,日产的管理层陷入混乱,盈利能力下降。
日产5月份公布,截至3月份的财年亏损6,710亿日元(合63亿美元),这是10年来首次出现亏损,也是20年来的最大亏损。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给本来就萎靡不振的业务带来了压力,自戈恩被捕以来,日产股票市值也蒸发了一半以上。
纳达与西川广人以及其他高管的沟通显示出对戈恩进一步整合联盟的计划的深切关注。戈恩推动的双方进一步合并会使法国汽车制造商通过43%的股份对日产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1999年,雷诺通过紧急注资将这家日本制造商从破产中拯救出来。就在那时,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把戈恩派给了日产,帮助日产完成了汽车工业历史上最戏剧性的自我挽救。然而,20年后,戈恩既担任雷诺的首席执行官,又担任雷诺日产联盟主席,日产开始步履蹒跚。
纳达在2018年4月告诉时任日产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戈恩对日产的表现和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的评论越来越不安,这些人认为戈恩推动的雷诺和日产合并“没有任何好处”。
纳达在给西川广人的信中写道:“戈恩可以制造重大破坏,而你可能会成为其受害者。”接下来的一个月,日产发布了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利润预期。
戈恩在日本被控少报约8,000万美元的收入,并在日产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日产的资金转移到他控制的实体。戈恩则称日本的法律体系是假的。
2019年的最后几天,日本东京上演了一出“出逃”大戏。处在保释期间的戈恩,在日本检方严密监视下,逃离位于东京的住所,并在日本海关未留下任何出境记录的情况下,合法入境黎巴嫩,让这出离奇的“逃跑剧”轰动世界。
上个月,在日本当局的要求下,两名涉嫌协助将戈恩偷运出关西国际机场的美国人迈克尔·泰勒、彼得·泰勒父子被美国司法逮捕。据警方透露,这对父子正是2019年底协助戈恩潜逃的行动人。
现年59岁的迈克尔·泰勒,曾服役于美国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该部队官兵擅长化装侦察、突袭营救等作战技巧。日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要求引渡他们,但两人否认有任何罪行。
前日产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凯利与戈恩同一天被捕,目前仍在日本保释中。他因涉嫌帮助前董事长戈恩少报收入而等待审判。但这也遭到了凯利的否认。
自戈恩逮捕事件发生以来,日产的立场一直坚定,该公司表示,“这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戈恩和凯利领导的不当行为”,并称在调查了举报人的报告后,日产找到了“大量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戈恩和凯利都一再否认这些指控。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纳达是一名律师,曾负责戈恩在日产的许多事务,并于上世纪90年代加入日产。纳达领导了对戈恩的内部调查,并与东京检方正在调查的一些涉嫌行为有牵连。
与此同时,日产内部电子邮件显示了纳达收集信息的方式,他曾前往巴西和黎巴嫩调查戈恩使用公司提供的住房的情况。
据当时的通信和知情人士透露,在戈恩被逮捕的几天前,纳达试图扩大对戈恩的指控范围。他还对西川广人表示,日产应该推动对戈恩提出更严重的违反信托的指控。但据知情人士称,有人担心,最初的少报薪酬指控很更难向公众解释。
纳达在信件中写道,这一努力应该“得到媒体宣传运动的支持,以确保足够努力地破坏戈恩的声誉”。
当被问及对此事的评论时,西川广人提到他之前的公开声明,否认存在推翻戈恩的阴谋。今年1月,戈恩在贝鲁特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指责日产高管密谋陷害他,而西川广人则对记者表示,罢免戈恩“并不是为了试图削弱雷诺的影响力”,“这和他的罪行有很大的区别。”
去年9月,在日产调查发现西川广人的薪酬过高后,他辞去了CEO一职。但据知情人士称,去年一项内部调查发现,纳达和其他高管的薪酬也过高。
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纳达认为,日产应该向雷诺明确表示,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无权参与其运营,而且日产没有义务向雷诺挑选的候选人提供公司内部的高层职位。
纳达声称,合作协议RAMA以及位于荷兰的雷诺-日产BV公司都应该因为戈恩被捕而被废除。据说,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这将赋予日产获得雷诺股份的权利,以剥夺或接管雷诺的专营权。
长期以来,RAMA一直是日产和雷诺之间摩擦的一个来源。雷诺可以行使其持有的日产股份的全部投票权,而日产只持有雷诺15%的股份,且没有投票权。该协议还限制了雷诺对日产的影响力,巩固了戈恩在维持合作关系中的作用。
此外,法国政府拥有雷诺15%的股份,拥有双重投票权,对日产具有间接影响力。
日产内部的信函还首次提供了更多细节,说明了日产如何安排凯利从美国前往日本参加董事会会议,并与戈恩一起被抓的。
纳达在给西川广人的信中写道:“凯利想在来日本之前过感恩节。”但纳达告诉凯利他的会议出席很紧急,希望他能很快就能回来。“如果他不来,就永远不能再回来了。我正安排一架飞机去接他。”纳达写道。
凯利的律师詹姆斯·韦勒姆(James Wareham)说,针对凯利的案件从未涉及犯罪活动。韦勒姆称:“凯利被抓是由于日产一直在努力解除戈恩,让日产脱离控制地位。为了完善这个计划,他们希望在胁迫下控制一名证人,然后他们甚至违反了国际引渡法来实现这一点。”
在戈恩逮捕几个月后,日产得以改变了与雷诺的合作关系,但2019年3月达成的新协议并没有像纳达提议的那样彻底改变联盟关系。尽管日产在任命高管方面赢得了更多发言权,并取消了戈恩之前担任的联盟董事长一职,但雷诺和日产之间的股权结构仍保持不变。尽管如此,双方的关系还是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
去年晚些时候,日产拒绝支持雷诺与菲亚特克莱斯勒对半持股的合并计划,放弃了后者创建一家潜在价值350亿欧元汽车制造商的计划。尽管自那以来双方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和解协议,但不平衡的股权结构仍未得到解决。两家公司上个月宣布了旨在加强业务整合的措施,以应对疫情冲击。
戈恩倒台一年半后,许多日产内部的关键人物也处于不确定状态。纳达仍在日产,但被重新分配到一个较小的投资组合业务中。今年2月,西川广人离开了日产董事会,与该公司不再有任何正式联系。凯利住在东京的一套公寓里,仍在等待审判开始。
而戈恩目前住在贝鲁特房子里,他誓言要恢复自己的声誉,证明自己的清白。日本则表示将继续寻求将戈恩绳之以法,但日本与黎巴嫩没有引渡条约,戈恩也不太可能面临日本的法庭审判。(新浪汽车 张婷)